麦电网讯：统观我国能源发展历程，我国的电力供需关系长期蛰伏于“宽-紧-宽-紧”的循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利用，存在周期性、需求性和实用性三个层面上的“错配”；另一方面，电力的商品属性和电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都要求电力系统内部预留一定的建设裕度，以通过充分的市场化竞争实现技术、管理创新，进一步提质增效；同时，能源电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供给与需求存在相互依托，互相促进的共生关系，超前、完备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才能更好地实现和完成经济发展的目标，并为后续投资奠定基础。

“电力的发输配用是同时完成的，但是电力基础设施的施工是有周期的，火电的建设周期在3~5年，核电要7~8年，水电甚至要上十年。一旦建设的惯性没有刹住，而需求下滑，就会造成电力供应饱和的假象，这也是目前很多人对‘能源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的误解。”吴云判断，以目前我国的网源建设规划和经济发展趋势，今明两年后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用电紧张，而如果因为周期性错配和阶段性冗余而导致建设中断，回缩效应一方面会造成经济后续发展乏力、民生用电紧缺这两方面刚需所不能承受的后果，另一方面，在阶段性、地区性缺电的“恐慌”下，很有可能会引发无序建设的再度重演，扰乱我国能源转型和电力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根据国家统计局及中电联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万亿大关，实现6.6%的增速，同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6.84万亿千瓦时，增速达8.5%。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期为6%~6.5%，全社会用电量预计有所回落，但增速仍将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

类对比国际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表现，美国、日本、韩国等典型国家在近10年的经济增速换挡期中，电力弹性系数均超过1，甚至超过1.5，在完成转型后虽有所下降，但仍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

目前，我国总体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快速推进期。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创新发展持续发力，工业生产转型升级效果显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制造业强国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我国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用电仍将维持电力的刚性需求，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持续带动第三产业用电持续快速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将不断推动我国居民生活用电稳步提升；同时，随着国家电能替代加速实施，在北方居民采暖、生产制造、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与消费四个领域开展“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也将成为拉动用电增长的新动能。

考虑到中长期经济发展、能源技术进步、能源效率以及能源政策等影响因素，预计2025、2030、203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分别达到9.4、11.0、12.2万亿千瓦时，“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期间年均增速分别为4.9%、3.2%和2.1%。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能源需求应当说是长期客观存在，并且大量存在的。那么这样的需求应该如何解决？目前我国能源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且深刻的变化，但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是逐步实现的过程，且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和依附性是长期、存续的。在向现代化工业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基础性产业、加工制造业等产业仍对电能质量和负荷强度存在较高需求。”吴云介绍。

从电力系统的形态观察，我国电力供需已经从“电源—负荷”向“新能源电源+基础电源—负荷”转变。新能源电源正在以“增量替代”的形式，部分满足着工业和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在目前受制于技术等诸多因素，新能源的间歇性和经济性，以及致命的能量密度低的问题，使其还不足以作为基础能源支撑我国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而水电、煤电等发电类型依然以存量基础电源的形式保障我国绝大部分用电需求。

从世界范围内推进能源转型的国家阵列分析，持续推进新能源发展的国家基本上都已解决能源供给问题，这些国家能源需求的增量整体较小，以新能源所发电量就可以基本满足增量需求。

无独有偶，近期作为能源转型先驱的欧洲国家纷纷重启煤电以保障负荷需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意图以更具经济性的电源品种作为基础电源以增加其外贸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振兴本国经济。种种迹象或许足以暗示我们，在能源的“不可能三角形”里，作为基础能源，除强调其清洁属性外，还应兼顾经济性和安全性的考量。

“对于用电成本占到工业总成本三成左右的我国来说，基础能源作为经济、民生保障，一定是既经济又安全，既能保障稳定供给，又能发挥平抑电价水平作用的发电品种。基于我国的资源禀赋，水电和煤电兼具这两种天然优势，但是目前这两个发电品种的后续发展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吴云告诉记者，一方面，在国家倡导以绿色低碳为发展目标的能源转型战略下，煤炭的消耗总量受到严格管控，煤电的后续发展空间因此存在很大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我国中东部地区水电已基本开发完毕，可开发资源量逐步向西部河流上游及西藏地区延伸，但由于自然环境恶劣，龙头电站造价水平高，梯级补偿机制缺位，电站和送出通道的建设成本和建设风险明显加大，投资意愿和建设速度随之显著下滑。

“作为基础能源，除了经济性，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考虑能源战略安全。出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近期我国一直在被别国‘围追堵截’，迫使我国不得不，也必须将能源战略安全作为能源发展的首要命题。”吴云说，“保障能源战略安全，本质上就是确保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超过警戒线，这个警戒线是多少目前没有定论，之前说20%，去年好像已经超过了，现在有说25%，有说30%，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保证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处在风险区域是非常必要的。”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尽量给了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石油和天然气，2018年我国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70%和43%，而这两种一次能源大多用于交通运输和民生用气，这也导致了我国电力行业难以再分得更多的份额作为发电燃料。

“所以我国电源品种，必须要根据资源禀赋和国情来选择。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战略角度，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煤炭资源丰富性、经济性的优势。”对于未来我国能源形态的判断，吴云认为，未来我国能源发展将形成两条相辅相成的路径，一条是以新能源填补部分用电增量，另一条则是以气电、核电和煤电作为主要的基础能源满足供应。“目前我国对于煤电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误区，煤炭作为我国的第一大资源，不存在‘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应该转换思维，如何更好地用，更清洁地用，如何与低碳能源的‘三驾马车’——核电、气电、新能源共同发力。而对于天然气，从规划产量加进口的总量来看，气源目前不存在太大问题，但是气价问题，由于体制和结构性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理顺。实际上现阶段，乃至未来我国能源电力的发展，煤电、核电和气电三种能源将是主要的基础能源。它们的发展，必然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其中一个品种的发展，必然占据其他品种的发展空间。如果核电和气电没能按照预期发展，必然会促成煤电的继续发展，并且基于煤电清洁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可能性随之逐渐增大。”